8月5日，“湘学溯源媒体行”采访团来到衡阳。从衡阳县城坐汽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在一小村庄旁停下，人们遥指前方：那就是享誉全国和世界的“湘西草堂”了。

青青绿绿的田野，纵纵横横的沟壑，默默地将一块巨树成荫之地环抱，走近了，再走近了，我们屏住呼吸，力图透过视觉与触觉，神接三百年前的船山先生。

一幢不大的清代民居，黑瓦白墙，显见得经过后人多次修缮。四周绿荫匝地，藤龙缠绕，横趣妙生。门前有两棵对称的巨大柏树，直插云霄，气势磅礴，这是船山先生手植之树，观之令人感叹不已，唏嘘不已。草堂大门有幅对联，右联：清风有意难留我；左联：明月无心自照人；横批：湘西草堂。简简单单的文字带来的是浓浓的民族主义及归隐田园气息。

跨入大门，正堂中间，是船山先生的画像。画两侧，悬挂着一幅自题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当年，船山先生对明王朝的覆灭悲愤欲绝，觉得活在异族统治之下，犹如活埋一般；可自认为苟活于世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抱负——国虽亡，文化正统不能断，要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奋争不息。

生，还是死，看来是萦绕在这座湘西草堂内与外的无形精灵，亦成为船山先生灵魂深处的问题。屋内存有主人的数件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湘西之地特有的木屐和一把油纸伞。据说，船山先生对异族清朝对汉民族的统治一直无法接受，骨子里都是反清复明的念头。他出外必穿木屐，以示脚不踏清王朝之地；又不管天气是晴还是雨，皆手撑着一把油布伞出门，以示头不顶清王朝之天。尽管北京城头爱新觉罗氏的龙旗已飘扬了两世，已是康熙年间，然而草堂的主人仍然是纱帽长须，不变明臣本色。铮铮傲骨，强烈的民族气节，由此可略窥一斑。

站在门前卵石铺就的小径上，遥遥望去，由顽石形成的石船山影约可见。当年的夫之先生也许就是立于此处，看着田野尽头的船山，每每以顽石自况。据记载，数百年前，这里的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谋生不易。船山先生靠开馆授徒收取微薄的教资为生，艰难困苦，几无米面充饥，几无衣裳御寒，但却丝毫不能移其心志。

在湘西草堂内外转悠，远观群峰，近抚遗物，眼前不禁浮现：一盏残灯，一支绝笔，一个文弱书生，杜门茅舍、潜心著述，竞至“手不胜砚，指不胜笔”，只为民族精神得以延续和发扬。

因为，只要民族之魂不散，民族复兴就有希望。

 

 

 

【王船山与湘学】

 

湘学的精神领袖  唯物主义的高峰

 

 

朱迪光（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船山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夫之的文化贡献首先是在文化整理、传承方面。他整理传承的文化经典，经部有六经，史部有《读〈通鉴〉论》，子部有《老子》、《庄子》及佛教经典，集部有《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可以说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大部分都涉及到了。

王夫之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先秦儒家，两汉为经学，到北宋以后又有所谓的理学或叫道学思想的称呼，王夫之不是简单地承理学传统，而从张载学说为途径全面继承儒学而有所突破，正是他自己所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从理学来讲，他宗张载，承程朱，斥王学，吸收佛道思想，兼采西方新观点，融汇成一种源于儒学、理学，而又有别于儒学、理学的新的理论体系，提出“天下唯器”（器指事物），“理在气中”（理指客观规律，气指客观事物），“无器则无其道”。重气、重物、重器、重用，又理气一元、道器合一、体用不二。既有深厚传统理论积淀，又有常常对旧有体系时有突破。

从重气、重器、重用的角度讲，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无疑是唯物的。从重“动”，重“变”的角度讲，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中又有辩证法的思想。这种唯物辩证的结合形态的古代哲学形式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所以被学者称之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可见，中国古代就有了朴素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传统。

王夫之是湘学的精神领袖，他的理论著述，是湘学的理论示范。湘学中的各派代表人物都自称是王夫之的继承者。唐鉴、曾国藩、郭嵩焘把船山思想当作理学蓝本，谭嗣同当作新学理论来源。刘人熙将船山思想当作复兴国家之本。刘人熙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中云：“方今朝政昏暗，前途正未可知。亦莫非传播船山学说，为兴起中国之种子。所可为者，如斯而已民。”杨昌济把船山思想当作伦理学、新民族主义创新之源。

（《湖南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