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钟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院长（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等。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中”“合”“仁”“公”“和”“革”“礼”等核心智慧，并实现其现代更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经由“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由此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涵育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提供了深邃的思想智慧和强大的文明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两个结合；现代更新
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的文明成就。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制度、理念和路径普遍化，宣称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将“现代化”演绎成“西方化”的代名词。事实上，西方现代化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已深坠于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极度膨胀、社会两极分化与阶层固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冲突掠夺不断等文明陷阱之中。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陷阱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秉持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迷失了“现代性”的本质，“物”的逻辑主宰了“人”的逻辑，人的本真存在不断被“异化”，现代化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致力于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包括社会、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的跨越、西方现代化文明“颠倒”的“校正”、西方现代化文明“遮蔽”的“解蔽”，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开辟了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跨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陷阱，原因在于其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中”“合”“仁”“公”“和”“革”“礼”等核心智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其现代更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更加充分地贯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涵育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提供深邃的思想智慧和强大的文明支撑。
一、允执厥中、中庸之道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辩证思维，集中表现为允执厥中、守中致和的中庸智慧。中庸智慧具有动态把握矛盾“两端”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矛盾双方动态平衡的朴素辩证法理论优势，但因为强调偏向通过道德心性修养来把握“中”，所以有时也存在流于主观玄想或简单机械的实践缺陷。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激活了传统中庸智慧的辩证思维方法，克服了其实践上的主观性、庸俗化等弊病，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庸是“极高明”的智慧，“在中”“时中”与“中和”是其基本内容。其中，精髓在于“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在“两端”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时刻把握一个无过无不及、恰当合理的“度”，始终保持矛盾双方的动态平衡，从而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叶适集》，第732页），“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张载集》，第9页），“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二程集》，第1268页），“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第2435页），“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二程集》，第123页）。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与其相对待的事物，即使一个事物自身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端”，“两端”各自发展不平衡，容易使人只注意到事物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因此不能只看一面而不看另一面，也不能简单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要根据矛盾双方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中”适“度”的态度，使矛盾双方保持和谐而非陷入你死我活、无休止的敌对斗争中。“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朱熹，第19页）“中”普遍地存在于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限度或状态，而是跟随事物的运动变化而不断地运动变化。这就需要在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具体地、动态地把握“中”，不能主观臆测、固滞不通。
然而，传统的中庸思想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例如，没有将把握“中”的方法落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动态实践，而是诉诸“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同上）的道德心性修养，导致其理论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造成了一种实践歧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只有道德修养深厚的高明君子才能真正做到“时中”，普通人则很容易按照自己预想的固定标准，用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千变万化的事物，从而流于“无忌惮”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导致机械化、简单化的折衷主义、好人主义、圆滑主义、功利主义，进而走向中庸的对立面。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庸智慧被庸俗化，甚至被污名化的原因所在。
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习近平，2019年）认识矛盾，就是要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立足于矛盾的普遍、客观存在，看到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形式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解决矛盾，就是要运用矛盾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激活了传统中庸智慧中辩证思维的矛盾意识和实践理性。具体而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疏通“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具体的、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做到真正的中庸，而不是依靠抽象的、主观的道德心性修养来把捉“虚幻”的中庸，由此实现中庸之道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中国式现代化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践行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既看到14亿多人的吃饭、就业、养老等难题和挑战，又看到14亿多人背后的充足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实现人口压力与人力资源优势的辩证统一；既坚持做大“蛋糕”，又进一步分好“蛋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统一；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统一；既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和谐统一，由此走出了一条跳出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物性剥夺人性、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人类剥夺自然、少数国家剥夺多数国家等文明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可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庸智慧，注重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对立统一与动态平衡，被激活的中庸智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厚的文明底蕴。
二、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尊重自然的文化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具有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片面遵从自然、消极顺应天意的实践缺陷。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激活了传统生态智慧，克服了其在实践上可能存在的“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偏颇一面，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以天为则，就是以天地万物的规律为法则，效法天地万物。“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唐尧之所以被历代尊为“圣王”、中华文明始祖，是因为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为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上天无言，默默运转。人为天地代言，从上天的四时不堕揭示出诚实守信之德，从上天的生育万物揭示出仁慈博爱之心。人之所以能够揭示上天之德，是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孙希旦，第612页），人心即天心，天心即人心，天人本是合一的。人的一切动作思虑，都关乎天地万物的生长发展，因而不能不小心敬畏。为此，人既要以与天德相契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不做外物的奴隶，也要敬畏上天、效法自然，“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郭齐勇），不能将自身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主宰天地万物，不能肆无忌惮地消耗自然、改造自然、破坏自然，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迷思。
但是，传统的“天”不仅指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还包含人格神（上帝）之天、天命之天，这在理论上可能会导致人格神之天、天命之天对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消解，使人们在实践中缺乏主观能动性，消极地顺应天意，认为人力无法改变命运，进而陷入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宿命论。“天”的这种理论内涵的浑沦、不确定性，致使传统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观念还存在着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单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缺陷，在实践上可能产生片面奴从自然、听天由命的弊病。
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从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和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方面，人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存、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实践使人所依靠的自然界发生改变，自然界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基于实践的人与自然耦合的有机整体，不仅人不能脱离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也离不开人，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言之，对自然界无止境的攫取和破坏就是在不断掏空人类自身，而对自然界的片面遵从和顺应又只会把人降低为自然界的奴隶，使其丧失主体性、能动性，因此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既存在人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关系，又存在人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应自身需要的关系。只有在不断推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处理好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激活了传统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克服了传统天人关系思想中存在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消极顺应自然的片面性，赋予以天为则、天人合一新的文化生命，实现了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追求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与保护自然以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的和谐统一，坚持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之路，开辟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破坏自然、牺牲环境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三、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道德人文精神，“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具有张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倡导君子风骨，促进人格健全和完善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过分强调内在精神世界和注重以阶级差等来施予爱的缺点。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激活了传统人本智慧中的健全人格、以民为本等优秀文化基因，纠正了其偏重精神世界、“爱有差等”等理论缺点，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指人内心的德性、一种关于“爱”的品质，强调成己和成人（成物）、自爱和爱人（利物）相统一。在传统儒家看来，“仁者，人也”（《中庸》），这个“人”既包含自己也含括他人。从人自身来讲，仁者自爱。仁普遍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每个人都拥有完满自足的仁德，因而应努力成仁，健全人格，实现本真的自我。这就要求人克制外在的物质欲望，役物而不被物役，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作为目的，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自尊自爱，提升自己、成就自己。从人自身之外来说，仁者爱人（利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的完成，不仅要追求“立己”“达己”，挺立自己本来的完善人格、实现自己本真的健全自我，还要在此基础上“能近取譬”、推己及人而“立人”“达人”，亦即从觉悟自己本有仁爱恻隐之心而建立起富有仁德的自我人格开始，不断地将内心的仁德推扩到对待他人（物）方面，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仁民爱物。由此，就形成了一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第92页）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人要以仁为本，学以成人，成就一个内心富有仁德的人格健全的“本我”。
但是，“仁”的本质与阶级差等，又决定了传统仁爱观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将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归结于道德精神而非物质生产活动，偏向于把人视为纯粹精神性的存在而侧重于人在道德精神上的自爱和爱人。这固然有助于精神世界的建构，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而不易被物役，不为物所累，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但也存在片面强调精神世界的单向性，容易使人陷入道德严格主义的自我压抑与社会焦虑中。此外，传统儒家注重人在血缘上的亲疏之别，基于“亲亲”而“尊尊”，强调立足于阶级差等来实施爱，这容易陷入一种狭隘的境地，在实践上或导向对个人与家庭的“小爱”，或导向对统治阶级的“大爱”，人民成了抽象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决定着其他一切活动，人类历史首先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与其他参与历史创造的人们相比，是历史的原初动力，也是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根本力量。人民由现实的人组成，现实的人既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也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生活。人民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受程度，决定着民心的向背，从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马克思主义将人放在中心位置，把人的物质生活追求与精神世界建构有机统一起来，把人内心的爱推扩到对全人类的爱并付诸具体的社会实践，真正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目的性。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激活了传统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具体而言，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解答了“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以人在物质生产实践面前的平等性克服了传统仁者爱人观念中爱有差等的狭隘性，同时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统一性高度，纠正了传统人本智慧偏重于内在精神世界建构的单向性，将“人”还原为追求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实现了传统人本智慧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传统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更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显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赓续传统仁民爱物的精神根脉，以民心为最大的政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价值观迷失、“单向度的人”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四、无私大公、天下大同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集中表现为无私大公、天下大同的公道智慧。无私大公、天下大同的公道智慧具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优势，但也存在缺乏实现路径、流于空想的历史缺陷。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活了传统无私大公、天下大同理念中的公道智慧基因，找到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和实现实质公平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主要指与“私”相对的无私、公共、公平等，既是一项政治原则，也是一条普遍的价值准则。“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许维遹，第24页）推行公道是三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圣王”因为秉持公正，所以能够平均分配，使每个人的所劳和所得均等。当政者推行公道，能够使百姓悦服，即“公则说”。同时，古人又从“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许维遹，第29页）的朴素经验中提炼出天道无私的规律和法则，赋予“公”以形而上的依据，将“公”普遍化、绝对化，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应普遍遵循的价值准则。由此，“公”与“私”的关系被严格对立起来，“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朱子语类》，第228页），“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同上，第225页）。公具备了正的、善的、对的等价值属性而得以被倡导弘扬，私便完全成了邪的、恶的、错的而失去价值空间，进而生成一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理想。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同上），“公有”完全取代了“私有”。
虽然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建立在“大道之行”的基础之上，但这个“大道”在封建社会中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大道”，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私利性，因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公有。同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片面追求分配上的平均、均等，是一种理想化的平均主义，难免流于空想。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大道”是全人类的解放，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找到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实践路径，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绝对规律”，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压榨，造成工人阶级极度贫困而变成无产者，从而生产出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砸碎身上的锁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实质公平、公正、公有的社会得以真正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活了传统无私大公、天下大同的公道智慧。具体而言，就是运用共产主义的“大道”更新传统天下大同社会理想背后的“大道”，将公平正义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实践基础之上，强调在先进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扭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进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将“公”诉诸实际，为传统公道智慧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实现路径，实现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中国共产党人将实现了现代转型的公道智慧运用到现代化实践中，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82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私，而天下自公。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开辟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发展为少数人服务、成果由少数人享有、追求文明却带来“文明至暗”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五、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和平性，“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智慧。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智慧具有注重以和平共处构建群体和谐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忽视斗争、流于软弱妥协的偏失。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统一原理，激活了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智慧基因，并以斗争精神充实了其文化生命，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一直传承下来的重要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徐元诰，第470页）这意味着应当正视差异，尊重差异，主动接纳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由之，中国传统秉持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主张以“和”来处理种种关系，倡导止戈为武、和平相处，反对倚强凌弱、穷兵黩武；倡导交通成和、朋友讲习，反对隔绝闭塞、独学无友；倡导和而不同、共生并进，反对同而不和、强人从己；倡导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反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反对唯我独尊、欺凌其他民族和文明。
不过，传统文化中“和”观念的不当运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内在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从历史来看，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的确存在以羁縻、和亲乃至屈辱割地、称臣为代价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因为真正的和平需要“双向奔赴”，而非单向地一厢情愿，传统之“和”虽然注重双边关系的和平，并从理论上对和平的必然性进行了阐明，却忽略了和平的一个条件——斗争。和平与否，主要基于双方利益能否达到某种平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双方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斗争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等存在差异。因此，完全脱离斗争的和平，最终只能落于空想。
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任何事物的内在矛盾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都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而具有同一性，又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即统一性，是“合二为一”，强调统一、和谐；斗争性即对立性，是“一分为二”，强调对立、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系，互为前提，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没有斗争性也就没有同一性。同一性不是“以同裨同”式的消除矛盾差异，而是统一中有对立，和谐中有斗争；斗争性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乱斗一气，而是为了寻求和谐。总之，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的目的是寻求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激活了传统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智慧基因。具体而言，就是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将斗争精神注入传统的和平智慧，克服了其只讲求和谐而忽视斗争的片面性，消除其在实践上的软弱性、妥协性，赋予其新的文化生命，实现了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23年），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历现代转型的和平智慧运用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既在坚定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使追求世界和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显文明光芒。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坚定捍卫世界和平，坚持维护世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充满战争、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你死我活、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六、革故鼎新、日生不滞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创新性，“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革故鼎新、日新不滞的创新智慧。革故鼎新、日新不滞的创新智慧具有强调不断革新变通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的可贵之处，但也存在偏向精神层面的自我革新、轻视技术革新等局限。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激活了传统革故鼎新、日生不滞的创新智慧基因，克服了其形而上的局限，为创新找到了社会实践这一根基，拓展了创新的范围与空间，实现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以守正创新为方法指引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革故鼎新，就是去除旧的、创造新的。在《周易》中，《革》卦和《鼎》卦紧密相随。“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革故即意味着新事物的到来，而鼎将食物烹制成熟，则代表着事物进入全新状态，可视为成就了更高层次的革故。质言之，事物在革与鼎变化的过程中虽由“故”转化为了“新”，但“新”与“故”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阶段和形态而非完全割裂、毫无联系，革故与鼎新是辩证统一的。同时，革故与鼎新的辩证统一建立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易道通变的基础上，并集中体现在自我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层面。商汤《盘铭》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为自我革新，周成王《康诰》之“作新民”则为社会革新，《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乃是政治革新。自我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因具备了易道通变这一形上基础，而获得普遍性、必然性和神圣性，由之持续地将中华文明形塑为富有通变革新精神的创新型文明。
传统的创新智慧建立在易道基础上，然而，乾坤尊卑的易道规定使一切创新都不能突破封建社会政治等级秩序，这就导致传统的创新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政治革新在损害到统治阶层的利益时难免走向失败。中国传统文化中光辉的“革命”说，因与王权至上理念冲突而在两汉时期归于沉寂，直到近代才重新焕发生机。社会革新也主要是通过推广礼乐教化来改善社会风气，摆脱不了“三纲五常”的名教秩序，对于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变革则更显不足。自我革新亦偏向于提高个人的道德精神修养，相对而言，不太重视发明创造，甚至将一些工艺技术革新斥为“奇技淫巧”。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新发展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2页）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是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的创新思维，激活了传统革故鼎新、日新不滞的创新智慧基因。具体而言，就是将创新建立在具体实践而非先验天道的基础之上，突出实践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将传统的创新智慧从有历史局限的易道变通和封建的阶级利益中解放出来，为传统创新智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正确的运用方向，拓展了传统创新智慧的方式方法和对象范围，实现了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二程集》，第325页）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历现代转型的创新智慧运用于现代化实践中，涵育了守正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创新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实践创新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涵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现代化，是守正创新的“大道”，走出了一条跳出西方现代化因循守旧、唯我独尊、把自己模式等同于唯一模式、强迫“他者”接受自身模式与价值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七、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和谐秩序追求，集中表现为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礼乐文明智慧。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文明智慧具有强调德治与法治并行、注重规则与教化、维护秩序与和谐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压抑人性、忽视人的物质诉求和大众的精神意识等历史弊病。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传统礼乐文明智慧中追求德法并举、秩序和谐的优秀文化基因，根除其中的封建教化糟粕，实现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社会和谐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传统之“礼”即人的行为举止规范，“乐”即音乐，是人内在情感的外在艺术表达形式。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和乐并不仅仅是仪式、音乐等外在形式，还承载着更深层次的“道”。礼以载道，乐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秩序与和谐、礼治（德治）与法治的完美统一。具体而言，礼主别异，乐主和同。礼之分，既是以礼法“明分”，把社会群体划分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等级，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规范化社会秩序；也是以礼义“明分”，在等级分明的秩序内“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既以社会资源、财富满足个人的欲望需求，也不使人的欲望和需求超出社会资源、财富的限度，而在个人欲望需求与社会资源财富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使每个人的欲望需求都能够得到适宜的、合乎身份的满足。乐之和，既是合身心内外，通过雅乐来引导、疏通、节制情感，使人心平气和、安宁和乐；也是合人己内外，通过乐教沟通人的志向、情感，把不同身份、地位和等级的人凝聚在一起，使社会成为一个有序而和谐的整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孙希旦，第977页），礼乐与刑政、德治与法治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移风易俗而使社会和谐有序、天下太平和乐。因此传统强调，人的教育成长应该“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由礼教“明分”，使人在法度威严下恭敬谦逊、规规矩矩而卓然自立；由乐教“和合”，使人在艺术世界里德性成熟、自然和顺而学以成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传统文化高度赞叹“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孙希旦，第990页），将礼乐上升为天地自然的秩序和谐，让礼和乐具备了形而上的终极基础。在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下，礼乐成了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枢纽，构成人们追求秩序和谐的人类文明大道的普遍遵循。在礼乐的文明世界里，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每一个人各安其位，人间其乐融融、祥和有序。
但是，传统礼乐文明智慧又因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等级，而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演变为严格遵循“三纲五常”的封建教化。一方面，封建礼教导致了对人性的压制、对人的物质诉求的忽视，使人们合理的欲望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无法真正和乐；另一方面，封建乐教的内容主要是以宫廷音乐为主的雅乐，旨在粉饰太平、为统治阶级服务，平民百姓真实的心声很难进入乐的领域，使民间的欢乐与疾苦无法被真正了解。
物质第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石。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内容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反映物质。人的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意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因此，一方面，人应首先满足物质需求，然后才是意识和其他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必须跟随时代的变迁、社会形态的更替而转变观念，形成新的社会意识。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传统礼序乐和的礼乐文明智慧基因。具体而言，就是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落到实处；在现代化的社会存在基础上，彻底根除封建礼教的阶级压迫性，纠正封建乐教对民众精神意识和情感的忽视，实现传统礼乐文明智慧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历现代转型的礼乐文明智慧运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推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追求和谐秩序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显文明光辉。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文以载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的道德精神世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法治行道，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追求合乎现代伦理的礼序与规则，走出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不讲规则、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最新重大论断，这既是源自历史的深刻洞察，也是昭示未来的远见卓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赓续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根脉相连、不可分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3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提供宏阔悠久的历史视野、深邃通达的哲学智慧、高明博厚的价值引导和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古籍：《礼记》《论语》《孟子》《荀子》《中庸》《周易》《庄子》等。
[2]《二程集》，1981年，中华书局。
[3]郭齐勇，2022年：《天人合一的内涵与时代价值》，载《人民日报》6月20日第9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6]孙希旦，2010年：《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7]习近平，2019年：《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载《求是》第1期。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7期。
[8]《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2023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9]《习近平著作选读》，2023年，人民出版社。
[10]徐元诰，2002年：《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
[11]许维遹，2009年：《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
[12]《叶适集》（第2版），2010年，中华书局。
[13]《张载集》，1978年，中华书局。
[14]朱熹，2010年：《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5]《朱子语类》，1986年，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