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幸运地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当时还年轻，并不觉得文学奖有那么重要，甚至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出更多的比获奖作品更好的作品。一晃25年过去，才发现突破自己并不容易，而要获得文学大奖何其难也。是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奖对写作一定有帮助，尤其是对像我这样一根筋的作者帮助更大。

“你能勘破你自己吗？”这是东西长篇小说《回响》写在扉页的一句话，不禁让人想起苏格拉底的古老箴言“认识你自己”。几千年前的哲人认为，人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以此过上一种“至善”的生活。《回响》以一个寓言式的当代悬疑案件，同样在严肃叩问认知自身的玄远命题。交织起伏的案件推进、幽深难测的心灵风景、扣人心弦的人性较量，不仅为读者带来一个精彩好看的悬疑故事，也掘开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深广；它如同一则精巧的寓言，折射出幽微百转的众心之相，激发读者重新观照人与人性，打量世道人心，成为自古以来就不断发起的自我之问的一份遥远回响。

勘测生活的谜洞

小说最为浅表的结构当然是夏冰清的尸体引发的“大坑案”侦查。女刑警冉咚咚通过追踪一条条线索，洞开了一系列与夏冰清案相关的复杂关系网。思维传统的父母、贪婪心狠的老板徐山川、徐山川“智慧”克制的妻子沈小迎、丧失底线的商人吴文超、可怜亦可恨的刘青和易春阳，每一位对夏冰清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一一浮现。通过冉咚咚的审问、调查、追踪、诱导，这些与案件密切关联的人打开了自己的生活，一位女性如何被诱骗，被贪婪无情的人心吞噬的过程尽数显现。

随着案情的延展，生活的复杂、幽广亦被洞开，尤其是那些被冉咚咚询问的“嫌疑人”们。每一位“嫌疑人”在调查的过程中面目愈加清晰、具体。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在别人身上插上一把刀的人，如何亦深陷在各自的生命困境之中。沈小迎过着令人艳羡的贵妇生活，独立、自洽，面对老公徐山川的外遇看似不闻不问，实则一直心有不安，对徐山川留有一手；被夏冰清无条件信任、左右收钱的无良商人吴文超，其实也有着可怜的身世，是一个在原生家庭之中严重缺爱的人；行凶者易春阳如何在追逐爱的过程中受尽凌辱从而患上了幻想症，同样令人唏嘘。他们的生命故事，如同生活世界的多重奏，隐忍、防备、贪婪、谵妄、凶狠、愧疚、怜爱……不同声部之间交织辉映，写成关于当下生活的低沉而缠绕的共鸣乐声。

小说借用“悬疑”探案的叙述线索，为当下社会做出深描，倒不完全是出于揭示生活之驳杂幽深的叙述便利。它本身即意味着：将当代生活认定为一个谜，一个需要不断打捞、探问的存在。人心愈加朝内回缩，“人人都是孤岛”，生活快要坠落为黑洞一般的悬案之时，追踪、探寻的努力，总还是能还之以光亮清明。小说里对“悬疑”的探案，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当代生活的一种诗学，意味着一种驱散黑魅、开掘真相的决绝努力，一种确证存在和生活价值的精神信念。

叩问人心的角力

如果说，小说的案情叙述线让真相愈加清明，那么另外一条围绕着刑警冉咚咚家庭婚恋的叙述，则从清晰走向了一片混沌渺茫。冉咚咚在追踪“大坑案”时，无意中发现丈夫慕达夫与别人开了房，婚姻急转直下，亦开启了漫长的自我叩问之路。面对嫌疑人，冉咚咚的激将、暗示甚至诱骗，总是机巧地打开对方的心锁，可如何才能了解爱人的心？如何才能洞开自己的心？以为抓住了一丝线索，可立马又会陷入新的精神迷障。慕达夫、贝贞、洪安格、邵天伟，这些冉咚咚婚恋故事里的角色，都陷入到猜忌、谎言、诳语、幻象的茧房，深陷比悬疑案件更渺茫无着的心灵的自我角力之中。

人的内在无意识埋下的诡计其实无可琢磨，在小说的最后，当“大坑案”水落石出之时，冉咚咚的“离婚案”却让所有人陷入了困顿，以致耗尽了叙述。冉咚咚到底有没有对慕达夫出过轨？而慕达夫究竟是否背叛过冉咚咚？他们究竟是否还爱着，这爱又在哪个路口突然消弭？这些问题尽管让角色们在无物之阵里缠斗了许久，最终却变得无可解，在角色、读者和叙述人的逼视之中，化成迷蒙的混沌暧昧。原来，人心就是这世间最大的坑，就是最大的谜案。

大坑案和离婚案的双线并轨叙述，拓深了小说的意蕴，所谓的“回响”，就在于二者构成的参差对照之中。刑事案件与日常生活，质问、逼问与扪心自问，清晰的线索和缠绕的心绪，意识和无意识，构成相互解构又撑持的张力，亦形成了对生活更为辩证、更为戏剧性又意味深长的观察。那种荡开迷雾开拓真相的正向力量，由此亦跌入疑窦之中，面临着严苛而深刻的质询。我们真的能够打捞真相吗？我们真的能够认知我们自身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吗？两条叙述线之间形成的激荡与共振，交织成深沉的共鸣，更彻底地叩问出是否能勘破小说的主旨。

将所有的叙述之力化成一句冥冥的哲学叩问，当作者选择书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回响》一定不是19世纪诞生的那种意蕴单纯的写实小说，而是一部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探索小说。探索首先表现在主题的选择上。向人的内在世界探索，追踪幽微复杂的人性人心，这样的写作追求本就需要勇气，作者亦不讳言于寻找叙述之腔调的困难。而作者最终创造了富有对话性和戏剧性的双轨叙述形式和随意转换的叙述笔法，在写作中时时调整叙述的位置、人称，有时几乎是零度写作，有时又将叙述权完全交付于角色的内心，最终以这样对话性的形式，呈现出世界本身的复杂，演奏出一部心灵世界的交响。

小说最具有探索感的，或许还是作者在所有的叙述努力背后呈现出的姿态：叙述者不为笔下的人和世界立法，不佯装掌握了真相，甚至在叙述的最后留给读者无尽的疑问，但他又极力地去勘探每一口心灵的深井，用隐身、退场的姿态，尽力去维护不同的话语，哪怕是一个犯罪者的内心，哪怕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的诳语。在逼视社会中的孤独、痛苦时，叙述者流露出的谦卑、仁慈，是令人心惊的。所谓的“探索”，最终也就走向了一种慈悲的叙述品格。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