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努力耕耘，为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批老专家以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为加强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史料的抢救性保护，推动青年科研人员学习老专家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院（中心）决定编撰老专家学术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采访老专家，请老专家介绍人生道路、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本期登载“为学之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访谈录”系列报道之六：《立足湖南四领域，面向全国共辉煌——刘泱泱研究员访谈录》。
刘泱泱研究员小传
1935年8月生，汉族，湖南洞口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历史学会顾问，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辛亥革命、左宗棠、近代教案，特别是湖南地方史。著作获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优秀社科图书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三等奖，湖南图书奖一等奖等奖项。
主要论著
独著：
《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合著：
《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中华书局，2014
主编：
《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2008
古籍整理：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2013
《宋教仁日记（校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中华书局，2014重版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
《黄兴集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禹之谟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自立会史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岳麓书社，2009增订重版
《陶成章信札（修订本）》，岳麓书社，1985
《秦力山集》（外二种），中华书局，1987／2015增订重版
《左宗棠全集》（全15册），岳麓书社，1986—1996、2009
《左宗棠未刊奏折》，岳麓书社，1987
论文：
《一九0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历史教学》，1958.10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江汉学刊》，1963.7
《试论自立军起义》，《求索》，1981.3
《浅论新疆各族人民对左宗棠西征军的支援》，《求索》，1982.4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求索》，1983.3
《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求索》，1987.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8.4转载
《陶澍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1990.1
《1862年的湘潭衡州教案》，《湘潭大学学报》，1990.2
《关于湖南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
《论1902年辰州教案》，刊《吉首大学学报》，1993.3
《试论魏源诗文的爱国思想》，原刊《民国档案》，1997.2
立足湖南四领域，面向全国共辉煌
2022年10月22日下午，马延炜副研究员和张建坤、谢潇两位博士，一同前往刘泱泱老师家中拜访，就人生、学术与工作等问题，对刘老师进行了专门采访，刘老师细致耐心地讲述了他的人生过往旅程、学术研究工作与心得体会等。
马延炜、张建坤、谢潇（以下简称问）：您1935年出生，1953年就考入当时名师云集的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能谈谈您当初为何选择历史学专业，又是怎么坚定地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吗？
刘泱泱（以下简称刘）：这得从我的学生时代谈起。我6岁入家乡荷池小学读初小，10岁入竹市（离家10里）和康乡中心学校读高小，12岁考入百里外的武冈县城云山中学读初中。到1949年10月武冈解放时，我只读了二年半初中，然后在家休学半年。1950年秋，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后改名武冈师范学校），并于1953年夏毕业。这时恰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撤销，于原湖大校区新建湖南师范学院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这时正从全省各中等师范学校征求保送生，我有幸被选上了。在选送的过程中，先征求学习志愿，可以填三项，我填了教育、物理、历史。填教育，是因为我本系师范生，将来是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填物理，是因为我当时对物理学爱好正浓，已自学了苏联大学二年级的物理教科书；之所以也填了历史，则是由于六师教历史的马少侨老师教得非常好，很受学生欢迎，而且他当时已出版了一本历史书《清代苗民起义》，有些名气，成为我的偶像。后来湖南师范学院公布新生录取通知，我被录取到历史系，真是高兴极了。在校四年，我努力学习，各科成绩优良，尤其对中国近代史学习感兴趣。这主要是由于教中国近代史课的林增平老师的影响。他当时还只是讲师，但他的课程很受广大学生欢迎，特别是他的讲义编得非常好，国内好些高校都采用他的讲义作教材，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访者按：林增平先生编的讲义也就是建国后国内第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国近代史》，是多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材，并多次重印。）他的人品、学品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杨树达教授，当时也在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不过，我入校时，他已年近古稀，主要忙于科研著作，不从事教学，我们只去他家拜访过。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教授病逝于家，学校派了历史高年级三位学生为他守灵，我是其中一位，这也是有缘吧。
1958年，风华正茂的刘泱泱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办公楼前留影
历史学的专业学习和师从关系，是我能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知识准备和基本条件。至于我最终走上史学研究道路，不得不说说我大学毕业后遇上的好机遇好运气，也就是当时湖南省内第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的创办。我是1957年7月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这时正逢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就在同月，历史所在长沙市烈士公园西北角王家大山地区所建的办公楼宣告竣工；8月5日，原在公园北门的历史所筹备处正式迁入此新办公楼办公，拟调的科研人员也开始陆续调入。这所办公楼，就是现今省社会科学院内的老办公楼，建成已65年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以分配到历史考古研究所，并于8月中旬至这栋楼报到。从此我就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不觉一干就干了65年，快一辈子了！事后我曾多次想，我本是学师范的，如果不是历史所恰恰在这个时候筹办成立，并急需科研人员，那我的人生道路肯定会是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为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机遇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确是重要的。
问：您1957年7月从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于8月中旬分配到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能谈谈历史考古研究所当时的学术研究与科研工作情况吗？
刘：1957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同被分配到历史所的同班同学何孝积结伴并雇请一个民工带上板车，拖着行李书籍，由河西岳麓山（解放初高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撤销，湖南师范学院即设在岳麓山原湖大旧址）前往河东王家大山历史所报到。所领导和人秘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和何孝积同学，将我们迅速安顿下来。我被分配在近代史研究组，老何则分在现代史研究组。据老何回忆，他的工作证是11号，我则为12号。这可能是科研人员来所报到的编号，因为之前已有多位行政后勤人员和科辅——图书资料人员在开展各项工作了。先期到所开展筹备工作的行政后勤人员有：王兴久（副所长兼筹备处负责人）、刘正虹（人秘组组长）、于凤祥、夏铸球、石平光（行政组科长）、靳文奎（行政组副科长）、李介仙、朱玉英、戴敏、苏阳春、陈仲华；图书资料人员有：张慈祥、李玉、熊克权、胡仁学、张效盈（后二人为应聘来所从事图书资料修补裱糊装订者），合计16 人。先我们报到的科研人员恰是10人，他们是（按所领导与古、近、现三个研究组顺序）：王学膺（主持筹备工作的副所长王兴久未计）；刘范猷（图书资料组组长兼古代史组研究员）、刘世辅、龚鹏九、邓潭洲；杨世骥（近代史组组长）、江世焱；刘梦华（现代史组组长）、彭振辉（现代史组副组长）、蒋询。比我与老何稍后来所的科研人员和行政后勤人员，1957年有谢华所长、卢智（近代史组副组长）、罗介凡、何飞、廖运兰；1958年有刘若云（省志办公室主任）、欧阳敏讷、叶飞、方早成（4 人均在省志办公室）、冯淑文；1959年有陈珠培、朱开栋、饶绍德、毛茅。这样，1956到1959年间，先后来所工作的共计42人。而这三年中，有5人先后调离历史所（江世焱、夏铸球、戴敏、熊克权、冯淑文），全所实际工作人员为37人。再除去编制另拨的省志办公室的4人，属历史所编制的共33人。总的来说，当时的历史所处于初创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十分简陋，除绿荫丛中一座孤零的办公楼外，可以说一无所有，一切都得自己去开拓、去创造。在谢华老所长的带领下，我们30来人，团结一心，艰苦创业，基建、科研双管齐下，一切从无到有，从简略到渐具规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有四项：一是编写出版了历史所第一本著作《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此书作为新修《湖南省志》第一卷，体例创新，内容丰富，且在全国新修地方志进程中居领先地位。二是编辑发行了历史所最早的所刊《湖南历史资料》季刊，1958年1月创刊，至1960年3月，共出9期。主要发表了各类珍稀革命史料、文献，重大历史事件资料汇编，经济、教育、文化史料，重要历史人物传记、行状、年谱、轶事，著述稿本，名人未刊日记、信札，等等凡71篇，130余万字，有力地配合了所内《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的编写和其他历史研究。三是收集和采购了大量图书资料，积累了数十万册各类图书资料，其中尤以古籍善本、革命史料、重要著述稿抄本、名人信札、书画原件为最珍贵。后来这些资料成为1985年建立的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培育传承了优良的治学学风、作风和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勤恳务实的作风和朴实简明流畅的文风。谢华老所长反复告诫我们：纪述要让历史事实说话，不要穿鞋戴帽；史料要真实，要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关于文风，他反对堆砌形容词，华而不实，反对文白夹杂，艰涩难懂，主张文字朴实、简洁、流畅。这些都对历史所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关具体情况，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时写了《忆“文革”前的历史研究所》一文，又在今年早些时候应院报征文，写了《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创业——忆历史所最初三年（1956-1959）》一文，可资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一些分歧，比如阶段划分、历史意义等，您怎么看？湘籍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如何？
刘：我自1957年到所参加《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的编写（我承担辛亥革命时期有关事题的撰稿）开始，就与辛亥革命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陆续参加两湖地方的以至全国的辛亥革命研究会、有关纪念活动、事件和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等，相应又编了几本书，写了一些文章。在学术研究中存在某些论点分歧和争论，这是常见的、自然的，不足为怪。党历来倡导的方针是“百家争鸣”。真理以辩论而明，学问因砥砺益进。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期间，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关于辛亥革命的断想》，就学术界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发表于《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文中依次讨论了四个问题，即：辛亥革命的发展阶段；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失败论”商榷；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可资参考讨论。
关于湘籍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史上确是十分耀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孙黄并称。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人们常说的“孙黄宋蔡”四人中，湖南占其三。当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还在海外活动，黄兴1903年在湖南长沙创立了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开内地革命之先声”。1905年孙黄合作共创革命政党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共79人，其中湖南志士20人。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最早旗帜鲜明地指斥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将反帝爱国与反清革命紧密结合起来。1911年（辛亥年），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震惊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黄兴担任统筹部部长，并身先士卒，勇猛冲杀；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辛亥武昌首义中，首义三烈士有刘复基，总指挥为蒋翊武，民军总司令为黄兴，《鄂州约法》起草人为宋教仁。武昌首义后仅12天，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宣布反清起义，湖南成为全国支持武昌首义的首应省份。民国成立不久，当革命政权被北洋军阀袁世凯巧取豪夺，民主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而不懈抗争：1913年黄兴领导了“二次革命”南京起义，1916年蔡锷领导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刘建藩、林修梅首先在湖南衡阳、永州宣布衡永独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等等。关于辛亥革命运动中湖南志士前仆后继作出的重大贡献，我曾写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蔡锷等重要人物的专论，还于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综合性的论文，题为《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发表于《湖南文史》“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该刊总第43 辑）。该文从六个方面记叙了湖南志士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壮烈表现和不朽功绩：“卓著成效的革命宣传活动”“稳慎进取的革命组织工作”“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首应武昌和推动各省独立”“维护民主再建共和”“可贵的精神与作风”。篇幅较长，1.8万字，可供浏览参考。
问：您为何有一段时间转向了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研究？如何看待国内学术界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未来湖南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说来话长，我只能概括式地简短回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社会史研究迅速成为热门，而在湖南，社会史研究尚是一片空白。我是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史研究人员，并担任历史所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其时正尽全所之力投入《湖南通史》的写作，深感责任重大。于是产生了加强湖南社会史研究的念头，开始搜集有关资料，有些问题也注意写入《通史》，但零星不系统。到199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申报基金课题，我便申报了《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一项，计划三年完成，有幸获得通过。于是抓紧搜集资料和开始撰稿。由于原有未了任务紧迫，开始一段只能挤出部分时间同步进行或断续进行。至1995年后才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变迁》一书的撰稿。奋战两年，终于在1997年国庆节前完成了撰稿任务。这样，原计划三年完成的撰写工作，竟断续花了五年时间。以后经审查通过结案，并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017年12月8日，刘泱泱研究员在湖南大学“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言时的留影
也是在80年代末以后一段时间，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一阵鼓噪：批判近代史、社会史研究领域所谓“碎片化”倾向。其实，当时国内学术界、史学界正当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繁荣方兴未艾，近代史研究中，多种近代通史相继推出；过往相对薄弱的社会史、区域史、地方史（各省区市县）、专门史研究更是迎头赶上，研究人员大大增多，成果累累。我的《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编写出版的。那时，我已注意到《近代史研究》刊发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了解到一些情况，经过自己思索，也由于写作繁忙，并不特别在意；我甚至认为，当时国内史学界并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不必为此担忧。我的基本想法是：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碎片，通史与区域史、地方史、专史等，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条件、兴趣爱好等选取大小不一的课题进行研究。章开沅教授在“笔谈”中说得好：“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不容轻视或忽视。举例说：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够“碎片化”了吧，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等的挖掘发现，却能将中华文明史的时间由原来的3000余年往前推至5000余年；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的挖掘发现，则将我国国号“中国”的溯源，由过去的西周时期上溯到了上古的唐尧时代，而唐尧及其后虞舜时代，确属真实的历史，不再是传说！据考证，陶寺遗址距今已有4300年。至于未来湖南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寻求突破，我想即以我所写《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作参照，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我当年写作《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确是尽了力的。前无参照书，加以时间紧迫，能够写成出版，也堪以自慰。然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本书的探讨只能说是初步的，基础性的，一定还有许多方面不成熟。科学研究永无止境，起步的、填补空白的拓荒之作更不可能是完美的。我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如实指出：“在作者最初的设想中，原来还有‘黄赌毒的蔓延’‘湘西湘南土匪的兴灭’‘灾荒救济与公益慈善事业’‘谚语方言的演变’等章，由于总的篇幅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逾30万字），同时作为国家规划项目，时间也不容许继续延长，只好就此搁笔了。”接着写道：“希望年富力强的同志和青年学者，能对这些方面和整个湖南社会变迁，多做些研究工作，探讨其发展源流和规律性，这对于地方两个文明建设是有裨益的。‘抛砖引玉’，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心愿。”我至今仍是这么想的。希望本所青年研究者，既以拙著为参考，为垫脚石，继续深入研究湖南社会史，又从全面、深入方面多下功夫，写出一部篇幅较大、研究更深、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体例更科学的湖南社会史著作。我真诚地期待着。
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做通史编撰和深入的历史专题研究，您还主持和参与了《黄兴集》《自立会史料集》《左宗棠全集》等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和极大便利，其中《左宗棠全集》获湖南省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湘军》（文献丛刊）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能谈谈您在文献整理方面的心得吗？
刘：我在几十年的史学研究过程中，确实一贯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建所初，所内除图书馆、现代史组（室）有图书资料员外，古代史组、近代史组没有配资料员，但拨了一间房保存资料，让我兼管。我接受了这项任务，积极工作，并乐此不疲，一直兼了近10 年。我常从日常阅读和普查所内有的、从所外陆续借来的报刊、图书中，凡认为有价值的，便做好标记或插入纸条，组织抄字工抄写；抄好后，又由我校点，编好顺序；然后找装订工装订成册（本），存入资料室。现今历史所资料室还保留有我当年搜集整理的成果：绝大部分近代史资料手抄本，如《余肇康日记》《湖南近代经济史料杂钞》《粤汉铁路的修建与湖南人民保路斗争史料》等等。“文革”后期，我先后参与《魏源诗文选注》工作和修订《辞源》。改革开放以来，我除了参与主编《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历代人名辞典》《湖南通史》（以上皆负责近代卷）《中国历代反贪全书》，独撰《近代湖南社会变迁》，合著《左宗棠传论》外，还以较多的时间，合编了几种史料书，如《自立会史料集》《湘军》；投入了几种湖湘名人的文集古籍整理，如《唐才常集》《黄兴集》《樊锥毕永年秦力山集》《左宗棠全集》；还编了几册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左宗棠研究文选》《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不仅没有妨碍我的科研，反而给予我的科研以莫大的助力。首先，通过上述工作，我了解了所（院）内图书资料的家底，并熟悉了所外相关资料的线索和查找门路，因而在进行科研时就顺当多了。其次，通过点校整理古籍和编辑资料，我不仅拓展了知识，而且克服了浮躁习气，培育了我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并熟悉了许多写作中的规范要求，比如出版物中的数字用法，纪年书写，繁简体字的转化，通假字的使用，以至标点符号用法等等。所以后来我写作的文字，一般比较规范、严谨、简练，较能符合出版发表要求。
问：我们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历史所当时提出“立足地方，面向全国”。我们现在历史所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许多同志既不是湖南人，也没有在湖南读过书，到了湖南社科院工作，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将自己原有的学术研究与湖南地方史研究进行结合的转型问题，作为历史研究所的老前辈，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刘：很高兴历史所又增加了新力军。历史所全体同志欢迎你们，作为历史所的老人，我也真诚地为你们祝福。平日见着历史所的同志，我总打听：“又进新人了吗？”因为进新人意味着事业持续发展，后继有人。一个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是近现代社会常有的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异地培养锻炼人才。试看湖南历史名人，哪一个没有走出去的历练？五湖四海人员聚集，有利于各地人才交流共赢和事业发展繁荣昌盛。同时我想到：你们能够考进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既是你们的学识素养符合历史所工作的需要，也一定是出于你们的心愿和初心。因而我希望你们，来了就迅速安定下来，和所内同志一道，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好好干下去。一切会熟悉起来，并不断取得成绩的。至于你们来所前原有学术研究课题，我想，地方历史所历来的方针是“立足地方，面向全国”。一方面，湖南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无论事件和人物常常是全国性的；另一方面，湖南毕竟是全国的一部分，无论社会性质、历史分期、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不能不受全国的制约，湖南史学研究不能置身于全国之外。又何况，联系全国研究地方，为地方史研究所必需；而适当参加全国性大事和重要人物研究，也可以扩大地方历史所在全国的影响。这里所说“全国”，当然也包括研究者本人所属地区和省份。关键在于研究项目要分清主次，合理安排。这是讲日常的工作情况，研究的范围可以兼容并进。而如果所里承担重大课题，比如我了解的《湖南通史·当代卷》上马，需要集全所人员全力以赴，并且需要奋战较长时间。遇上这种情况，个人便只好服从组织、服从集体、服从大局了，其他任务得暂时让路。这也是我的经验之谈。1957年我刚到历史所，正遇上所内科研工作开局，第一个项目就是编写《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要求全体投入，连古代史组的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有些胆怯，说：“我初来乍到，怕写不好。”谢老所长说：“要解放思想。草鞋冒样，边打边像。”要我边干边学，从干中学。我只得服从，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团结协作，奋战一年多，就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每个人也都得到了锻炼提高。
问：最后，请谈谈您对历史所今后工作的希望和建议。
刘：我退休离所已26年，对历史所的同志，不论老的、陆续后来的，总有亲切的感觉。有些院、所一级领导，还是当年与我们合作共事的年轻人。我一直关心历史所的发展，为她不断取得的进步和成绩高兴，并祝福历史所越来越兴旺发达，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胜利完成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21年10月18日，刘泱泱研究员在湖南省文史馆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关于今后历史所的具体工作，院所领导已有长规划、短安排，正在逐步遵循实施中。在此，我仅提几点希望和建议：
一是牢牢把握基础研究不动摇。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属基础学科。古人曾说“六经皆史”，今天各行各业亦无不有史。历史学所涉知识面广，延续时间长，具有增长知识、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等多种功能，人称“智慧学”。历史学研究的课题可大可小，有通史、断代史、区域史、专门史，以至各种细节碎片的考订，等等。研究者可以依据所处环境、条件、需要和个人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而无论哪种研究，都需要博览群书，详细占有资料，刻苦钻研。历史学研究者最需勤奋、冷静、认真、细致，务实求真，探索新知，而最忌浮躁不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史学前辈范文澜有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有些人借口应用研究而轻视甚至忽视基础研究，坐不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前提和必备条件。比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旅游景点文化底蕴的发掘与开发、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纪念与宣讲，等等，无不植根于历史学基础研究长期积累并确定的历史认知。没有这些认知，没有完整、系统、确定且牢固的相关历史知识，一切应用都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牢牢把握的。
二是全所动员，凝心聚力，踔厉奋发，高质量完成《湖南通史·当代卷》编写。《湖南通史》编写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所最基本的大型综合性基础研究项目。集全所之力，1987年开始编写。先编前三卷——《古代卷》（远古旧石器时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近代卷》（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现代卷》（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大家团结奋斗，辛勤笔耕，集七年之功，于1994年完成了前三卷全部撰稿任务，同年12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得各方面欢迎和肯定，1995年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一等奖，并获第三届湖南图书奖一等奖。2008年又经修订，收入“湖湘文库”，同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94年前三卷完稿出版到现在，过去28年了；需要续写的当代，从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到今，已有74年的历史。《湖南通史·当代卷》的续写，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我建议大家在拟好提纲、分好工后，定下心来，团结协作，全力投入搜集资料和开始编写。作为整个《湖南通史》中的一卷，《当代卷》的编写体例，当然应当参照前三卷，保持大体一致；但《当代卷》编写对象的时代不同了，内容更丰富了，在结构上、叙事上，也可以而且应该有所创新。比如，在社会史方面，就应当写得更加充实和丰满些。又如，前三卷内容，大体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现在讲“五位一体”，《当代卷》写到改革开放开创的新时代时，是否应该加写生态文明建设的章节呢？如此等等。组织领导者应当时刻关注编写进度，分阶段总结交流，表彰先进，指出存在问题，研究解决，逐步将编写工作向前推进。
三是立足久远，通盘规划，做好科研人员定向工作。当前全所人员投入《湖南通史·当代卷》的编写，有明确分工，这是相对短期的安排。从长远来看，则还需要参照各人通史编写所承担任务，个人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全所长远工作需要，对每个人的科研定向，做出通盘安排落实，让大家方向相对固定，目标明确。这有利于培养各方面人才，多出成果，也方便日常内外交流。这种定向，在横向的块块，也有纵向的条条。块块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条条则为整个湖南历史接续的时间分段，大的如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划分，小的如现代卷中的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等。人员不够时，可以条块结合兼任。做到全所湖南地方史研究内容无缺失，人人有事做。这样定好向，每个人都知所遵行，增强自觉，对全所日常工作的开展、加强省内外交流，是必要的、有益的。
四是进一步开门办所，不断提升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在省内和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这当然首先得历史所本身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同时有赖于加强与省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这种交流，历史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曾经十分活跃，学术成果也比较多。省史学会，各种研究会，似雨后春笋，十分活跃；国际的、全国的、省内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纷纷落户长沙，应接不暇。此种状况和气氛，确实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繁荣。每次研讨会，会前认真准备论文，会间结识学术领军人物，广交朋友，互相切磋，会后还出论文集，这不是很好的吗。“闭门造车”，是学界历来引以为戒的。可惜后来这种学术氛围少见了。历史所原是省历史学会的重镇，牌子挂这儿，但有段时间不景气。现在历史所仍是省历史学会的重镇，我真情希望历史学会动起来，历史所应该而且能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希望历史所门开得更宽一些，省内外专家学者多请进来，讲学交流；所内科研人员多走出去，或从事调查研究，或访查搜集资料，或参加学术会议。这些，院所领导应予鼓励支持。
说多了，就说到这里。
谢谢你们！
马延炜：女，1982年9月生，陕西延川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清代学术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及湖南地方史研究。
张建坤：男，1990年12月生，河南固始人，中共党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四书学史、湖湘文化史等。
谢潇：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原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英国史、世界中世纪史。
（历史文化研究所 科研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