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努力耕耘，为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批老专家以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为加强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史料的抢救性保护，推动青年科研人员学习老专家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院（中心）决定编撰老专家学术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采访老专家，请老专家介绍人生道路、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本期登载“为学之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访谈录”系列报道之三：《思必有得，乃作文章——王兴国研究员访谈录》。

王兴国研究员小传

1937年生，湖南省株洲市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年分配至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之前身）。曾任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湖湘文化和毛泽东思想。

主要论著

独著：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运动与静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实事求是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台湾佛教著名居士传》， 台中太平慈光寺，2007年

　《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岳麓书社，2019年

合著：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湖湘文化纵横谈 》，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年   

　《湖湘文化通史·近代篇》（上） ，岳麓书社，2015年

主编：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

　《湖湘文化辞典（哲学分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杨昌济集》（全2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杨昌济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

共同主编：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论文：

　《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3

　《追根溯源，把握真貌——〈讲堂录〉编辑记事》,《党的文献》，1988.2

　《王船山与中国近现代》，《船山学报》，1989.1

　《王船山的重民思想》，《求索》，1991.5

　《〈船山学刊〉百岁生日颂》，《船山学刊》，2014.2

　《毛泽东与船山学社和船山学》，《船山学刊》，2021.4

　《论杨昌济〈修身讲义〉之向上的人生观》，《伦理学研究》，2022.1

　《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的回顾》，《船山学刊》，2022.2

思必有得，乃作文章

王兴国老师是我们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3年设立后的第一任所长，也是《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前身）1984年复刊后的首任主编。并长年担任船山学社社长、名誉社长，更是我们景仰的著作等身的学界前辈。2022年11月16日上午，我和岳洋博士在王老家中，与王老进行了一次愉快而又令人难忘的访谈对话。《船山学刊》章敏主编与龙艳副主编也欣然应邀前往，共同记录了这次访谈中的珍贵历史回忆和影像。

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史料整理精益求精

张利文、岳洋（以下简称问）：王老师您好！您是中国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也是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岳麓书社的老社长夏剑钦老师曾经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个贴切的概括，赞扬您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著作等身，研究领域宽广而深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评价，进入社科院后，感受到您的风采也正是如此，听您讲课，总能听到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沐春风。我和岳洋博士这次非常荣幸，受院“口述史”编委会的委托向您拜访。相信此次访谈，不仅对于我们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学术史来说也是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我们想向您请教以下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

您在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毛泽东早期文稿》多次再版，深受学者欢迎。1990年7月第一版后，1995和2008年又经过了两次修订，您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此外您还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与佛教》等多部专著与合著。我们想了解您是怎样关注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研究领域的，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在毛泽东早期思想领域深耕细耘的？

王兴国（以下简称王）：我们社科院的前身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所，一个历史研究所，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直到70年代后才把这两个所合并成一个所，叫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天的哲学所当时叫哲学组。因为相对而言，湖南在毛泽东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也有一些革命纪念地，包括清水塘和韶山等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省委省政府成立毛主席纪念地办公室，请来了不少学者，包括我们原来历史组的宋斐夫，还有唐振南等等。在筹建毛泽东清水塘纪念馆的同时，就开始留意收集毛泽东的相关资料，把毛主席公开发表过的著作，像《大公报》上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一些一手资料，我们都留意收集了起来。还有毛主席的老师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用过的鲍尔生《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毛主席在这本书上批了1万多字。这本书被他一个同学借去了，解放后这个同学把这本书交给了毛主席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周世钊去拜访毛主席的时候，又把这本书还给了他。当时我们湖南没有原书了，但是在送还毛泽东前对原书拍了几十张照片，把毛主席的批语的主要内容都拍下来，保存到我们历史组的资料室。另外还对另外一样重要的资料进行了拍照存档，那就是毛主席的课堂笔记《讲堂录》。

当时我们哲学组就四五个人，一个李羽立，他是我们的组长，此外还有李吉、黄国秋，陈建中和我。我当时就是拿这些照片，将毛主席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然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我们写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这本书出来以后影响比较大，像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就带着四川省社科院搞哲学的一批人来访问。我们院刘建武院长后来跟我讲，他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他的导师也是很有名气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说他导师也曾带了他们到湖南来访问。我们整理的《伦理学原理批注》稿子，后来也在全国范围逐步传开了，这些对后来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工作。

到了1985年左右，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来跟湖南合作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当时湖南方面参加这个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省社科院哲学所的同志，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写《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位同志，还有党史委（现在叫党史研究院）的一些同志，像唐振南等等，此外还有韶山管理局的一些同志。这支队伍在当时也不算小了，有一二十人。我们负责主要的编撰工作，最后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审稿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写过程中，还涉及对《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再次整理。因为《〈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原件，建国以后还给了毛主席，放在了毛泽东图书馆。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毛泽东图书馆把《〈伦理学原理〉批注》复印了一本。后来我到北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待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对照《〈伦理学原理〉批注》复印件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核对，发现当时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缺失，这些我都根据原稿补回来了。

《讲堂录》是毛主席的老师上课时口述的东西，内容有不少是古代的书籍，由于是上课时候的口述，老师对古文只说了简单的篇名，而且老师的记忆或学生的抄写，在匆促之间，难免有些失误。我费了很大劲，后来还是把古文的出处一一找了出来。为了保持原貌，我们对原文未加改变，但在注释中给予了订正或说明。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还要我写过一篇纪实文章，叫《〈讲堂录〉编辑记事》，后来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就是讲当时我是怎样编辑和注释《讲堂录》的。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到了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和李吉合作申请了国家课题，完成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这本书对1927年毛主席上井冈山以前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分析。后来，也是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金羽教授约我合作写一本《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是由我写提纲，并且撰写前言、“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完成”，哲学部分是由金羽和他的研究生写的。这本书列入邵华泽、金羽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责任编辑跟我说，像你现在这样做学问的人不多，他很满意。

除了参与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些书外，最后一部就是我写的《毛泽东与佛教》。因为了解到我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关毛主席与佛教的资料，所以当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建议我写一本《毛泽东与佛教》，后来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目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论述毛主席与佛教关系的著作，获得了1999年湖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本书也是我出版的所有著作里最畅销的一本，包括在佛教界也很受欢迎。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后重印了很多次，印数大概在4万本以上。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又出版了再版本，增加了很多插图。

问：您对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也有深入的整理与研究，这是否与您的早期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有关，您能否谈谈杨昌济在学术与思想上对求学时期的青年毛泽东有何影响？

王：我在1979年至1980年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期间，深感毛主席受杨昌济的影响太深了，所以在完成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以后，我就开始留意杨昌济的史料。当时关于杨昌济的资料基本上一片空白，但是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还健在，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他父亲的资料，还讲了一些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写了一本《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本书除了介绍和分析杨昌济的生平和思想，还探讨了杨昌济和新民学会的关系，提出了“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的观点。在收集杨昌济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将该社1978年根据一个手抄本出版的错误较多的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在上海找到《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进行校勘，在1981年重新出版了“校订本”。杨开智告诉我，他父亲有很长一摞日记手写本，还有几百封在国外留学时寄回国的信，主要给他母亲的，在杨昌济逝世以后，都给了当时《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李石岑。李石岑就把杨昌济的日记挑选了一部分在这个副刊上公开发表。后来50年代的时候，我们湖南的一个著名学者曹典球，当过湖南大学校长和文艺中学校长，他通过舒新城安排人把《达化斋日记》抄了一本。但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把一些年代信息搞错了。所以，出版社就委托我去上海找《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进行校勘。我到上海之后还找到杨昌济的学生周谷城，他说杨昌济学问很好，但讲课投入时常有个习惯性动作，手掌缓慢地上下挥动，所以一些学生叫杨昌济为“切菜先生”，这个花边故事给我印象最深，我在《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那篇文章里面还做了注释。第二件事是我把当时收集的杨昌济的著作和生平资料编成了《杨昌济文集》，并加注释，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湖湘文库”的编辑工程开始后，又约我编辑《杨昌济集》，于是我将《达化斋日记》和《杨昌济文集》合并，又补充了一些新收集的资料，辑成《杨昌济集》（一）；再将杨昌济的译著和译文以及将近40篇生平资料作为附录辑成《杨昌济集》（二），两册本由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

2013年朱有志教授约我写《板仓杨•杨昌济》，于是我把《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出版后30多年以来我在研究过程中，对杨昌济生平和思想的一些新认识和新体会，写进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是“力求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语言”进行写作的，篇幅也不大，但是相比于30多年前所写的《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还是增加了不少新资料、新观点、新论述的。这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也是在这一年，省文史研究馆在编“湘学研究丛书”时，又约我编《杨昌济辑》。这本书是以2008年出版的《杨昌济集》（一）为基础，增补了两篇这几年新发现的诗文，按内容分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诗文、日记等几部分编辑。

在《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这本书里，我讲到了杨昌济对新民学会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杨昌济对毛主席的影响。1984年我又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杨昌济的思想及对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的影响》。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一本书叫做《说不尽的毛泽东》，编辑给我出了个题目——“杨昌济的得意学生”，收入了这本书。

过去我写杨昌济主要是写杨昌济如何教导教育学生，所以我当时给他一个基本定论：“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这个观点现在学术界已经接受了。去年杨昌济诞辰150周年，开了三次研讨会，一个是在板仓，一个是在某幼儿教育集团，还一个是在岳麓书院。通过这三个研讨会我很受启发，我感觉我过去对杨昌济的评价还不够全面，杨昌济之所以是精神导师，是因为他首先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学问家。杨昌济在学术上的名声被“毛主席的老师”这个名声掩盖了，所以我去年我就决心再写一本《杨昌济评传》，现在已经写出来了，正在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就是专门讲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的。这篇文章着重在政治、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分析。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体育锻炼，毛主席很注重体育锻炼，写一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发表，这跟杨昌济的推荐分不开。然后是再重视哲学研究。毛主席在1917年左右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说哲学很重要，可是有的同学上哲学课的时候打瞌睡。这几句话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的，我当时整理时就感觉到有些奇怪，第一个是那个时候一师没哲学课，第二个怎么会打瞌睡？去年，我在写《杨昌济评传》的时候，在省图书馆找到了杨昌济在一师授课的时候编的《修身讲义》。我打开《修身讲义》后，就发现了它专门有一章是《张子正蒙》和王夫之的注释。这些东西现在像我们这些人看着也费劲，那个时候的中专学生有个别的上课打瞌睡也就好理解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毛主席是很欣赏哲学的。再一个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杨昌济从英国回国后都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小学生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这个思想对毛主席影响非常深。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杨昌济〈修身讲义〉之向上的人生观》，在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上发表了。

去省图找《修身讲义》时，还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一下。由于这本书比较珍贵，图书馆规定只能复印三分之一。这本书有100多页吧，我大概复印了30多页。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好每天带着电脑去图书馆，照着书敲着键盘输入电脑。我每天去图书馆待半天，只要开门我就去，整整搞了半个多月。

船山学研究：继往开来，功莫大焉

问：您不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成果颇丰，而且在湖湘传统文化的研究上也独树一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船山学研究上，您更是奠基性的元老之一。我们翻阅院史可知，您在1962年刚刚进入省社科院后，就筹备了王船山逝世2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今天的船山学研究已经蓬勃开展了起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组织这样的一场学术会议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您能分享一下当时会议的筹备情况吗？

王：我是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王船山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毕业后我分配到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工作后，在学术上接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当时在武汉开过一次辛亥革命研讨会，效果很好。所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当时任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谢华商量，共同倡议1962年在长沙举办一次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为了筹备和召开1962年的会议，要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为会议写文章。当时哲学组成立不久，科研人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对船山的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当时王兴久（时任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就确定由年纪较长的王忠林负责，带领杨际平和我，在开会之前要写出一篇文章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三个人集中精力，认真研读解放前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船山遗书》，经过大概一年时间的原著阅读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写了一篇文章《试探王夫之的发展观》。这篇文章后来以“林国平”的笔名提交给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且收入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后来有人问我，林国平与林增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是什么关系？我笑了说林国平是一个笔名，就是取王忠林、王兴国、杨际平三个人名字的最后一字合成的名字。

第二件事是邀请专家。1962年的船山学术研讨会预定开会时间是当年11月18日。碰巧此前，11月6日至12日山东济南举办了山东省第二次孔子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了不少全国知名学者参加，而且其中不少人也是船山讨论会已经邀请了并答应到会的。可是正当湖南的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京沪等地专家学者莅临时，从济南传来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的电话，他说一些专家学者在参加济南会议后感到疲劳，不想来湖南参加船山会了，你们赶紧来请。那时候，会议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兴久，就指示我们哲学组的组长曹忠琨和我迅速赶去济南，当面邀请专家学者一定要到长沙来。同时指示我们顺便学习山东方面是如何接待专家，如何组织这么大型学术会议的经验。我和老曹坐火车连夜赶赴济南，这时会议刚好闭幕，第二天就要去曲阜孔子故里参观。当时长沙会议邀请的13名外地专家中，有7人在济南参加了孔子研讨会，他们是吕振羽、冯友兰、关锋、金灿然、杨荣国、吴泽、林聿时。我们到济南后不仅去拜访他们并当面邀约，而且陪同他们返回北京，购好飞机票再陪同他们到长沙。到北京后，我找到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阎长贵，他当时在《红旗》杂志工作，并且跟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他带我们去关锋家，关锋对我们说，我还给你们邀请了一位客人吴传启。当时，关锋是《红旗》杂志编委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他和林聿时、吴传启三人合作研究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以“撒仁兴”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名震一时。“撒仁兴”就是“三人行”的谐音。11月17日，专家学者在老曹的陪同下，乘飞机到长沙，我、阎长贵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位处长就坐火车回长沙。那时候公务坐飞机是有级别规定的（笑）。

第三件事是在会议开始以后，当秘书做记录。省社科联等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请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为大专院校师生和机关干部讲学。讲座和开幕式会是在湖南省军区大礼堂开的，出席开幕式的有1400多人。当时请关锋讲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李达也做报告了，然后吕振羽也来了。做报告靠笔记记录记不下来，他们大部分没给讲稿，只能录音。当时只有省委机关有一套钢丝录音机，会议以后我的任务就是整理录音，我和后来的历史所副所长刘泱泱两个人骑了自行车，每天跑到省委去，开着录音机把这些专家讲话整理出来，那也是一摞子。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这次王船山学术研讨会的整套资料和专家讲学记录整理稿。

船山学术研究简报

问：作为百年老刊的《船山学刊》从刘人熙创办至今，经历了风风雨雨，却仍像常青藤那样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为船山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着重要的学术平台。《船山学刊》坚持办刊至今，您立下了汗马功劳。1984年、1991年两度复刊，都离不开您的努力。您作为杂志复刊的重要推动者，也是1984年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能否谈一下复刊过程中的曲折和感想呢？您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想法，去干好这一件功在后世的事情的？此外，1982年船山学社重建，您担任副社长，后来长年担任船山学社社长、名誉社长，您能否谈谈学社工作开展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一两件事情吗？

王：早在1979年，我作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代表之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哲学规划会议。在会上，我遇到也参加过1962年王船山会议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萧萐父先生。这是分别10多年之后的再次相见，感到分外亲切。我们不仅回忆了1962年的会议情景，而且有意继续合作，希望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再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1980年6月2日，省社科联把知名的船山研究专家王孝鱼邀请来长沙讲船山的《周易外传》，当天上午在省委党校开讲。下午，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在党校召开成立大会，卢枫、黄洪基、唐凯麟、王忠林和我为小组成员，推卢枫任组长，黄洪基和我任副组长。因为当时在山西开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研讨会，当时湘潭大学的卢枫去了，并当了理事，回来以后就研究在湖南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属于湖南省哲学学会下面的一个分支。6月7日，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在省委党校专题讨论王船山研究问题。会上建议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举行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1月21日，根据省社科院有关领导的指示，我起草了关于1982年召开王船山学术研讨会向省委的报告。12月26日，由省教育厅和省社科院联合主办的湖南省高等院校文科科研座谈会在韶山召开。我和陈远宁也参加了此会。当我们在会上谈及船山研究时，省内著名学者林增平、姜书阁、羊春秋、马积高等都对在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研讨会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恢复船山学社；二是适当时机恢复《船山学报》，三是重新编辑出版船山著作《船山遗书》。到1981年的时候，在浙江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研讨会，规模很大，大概有两三百人搞哲学史的，会上我就和萧萐父等人一起商量，他们当时希望1982年湖南、湖北还有河南联合召开，但是后来就没实现。回顾船山学的相关工作，有几点值得一叙：

王船山学术思想研讨会

首先是想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提高省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质量。重建船山学社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筹备1982年的船山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在重建船山学社时，一边抓组织建设，一边则大力组织船山学研究的写作。当时我们计划至少要写出两部专著。一本是邓潭洲的《王船山传论》，要确保能完成并出版；另一本是我和陈远宁、黄洪基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

其次就是恢复《船山学报》。船山学社的重建，使船山研究这支队伍有了一个组织机构。但要使这支队伍英雄有用武之地，还必须将《船山学报》恢复起来。经过我们的努力申请，1983年底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批准重办《船山学报》。《船山学报》从1984年第1期出版至1989年第2期，包括中间出的两期增刊，共出版14期，我担任学报主编。这个时期的学报编辑部没有固定编制和专职编辑，由于我当时是哲学所所长，所以编辑部就设在哲学所，编辑人员主要是哲学所和院内其他部门的人兼任；除了我之外，还有哲学所的邓潭洲、徐孙铭、张铁夫，《求索》编辑部的陈远宁、李汉武以及文学所的陈书良等人兼任。《船山学报》1984年、1985年还没挂领导班子的牌子，1986年才开始挂，编委会主任是吴立民，主编挂的是我，陈远宁、邓潭州是副主编。当时《船山学报》挂名是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和船山学社三方主办。我们那时是半年刊，省社科联出一万块钱，用在稿费、编辑劳务费，还有广告费上。那时每期在《光明日报》上刊豆腐干这么大的一则广告，发该期的目录摘要。我这个主编不仅要负责稿件的终审，而且要担负一定的编辑任务。第一期出版时，我只校对了自己负责的部分，没有校对全部稿件，结果发现刊物中差错较多。大概从1985年、1986年以后，我就每期都要进行一次终校，从头到尾将清样校对一次，这样就使刊物的印刷质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船山学报》的前三期，只刊登与船山有关的稿件，第4期以后，扩大至明清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这就有效地增加了学报的内涵。《船山学刊》归省社科联以后，就开始有专职编辑了。

20世纪80年代复刊后的《船山学报》

当时省社科联有两个刊物，一个是《湖南社会科学》，另一个就是《船山学刊》。1989年报刊整顿时出了一个规定，一个厅级单位只能够办一个刊物。《船山学报》就只能停办了。我当即据理力争，向省里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写报告，说明不应压缩《船山学报》的理由，同时也请省社科院、省社科联有关领导多方奔走，向省里许多领导，包括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正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夏赞忠等呼吁，解释《船山学报》不能停办的原因。萧萐父和方克立知道情况之后都给我来信，表示遗憾，我把这些学术界的意见也向上反映了。这些努力虽然没能挽救《学报》被撤销的命运，但是得到省委通知：《船山学报》停刊后，由《湖南社会科学》不定期出版船山研究专刊，由省社科联负责出版经费。1991年7月《湖南社会科学》“船山研究增刊”出版。我的日记上记录，我曾参与这期增刊的选稿和审稿工作。到了1990年5月，在得到有关省级领导支持的前提下，我代省社科联起草了向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个关于《船山学报》复刊申请的报告。6月18日，省新闻出版局便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请求批准〈船山学报〉复刊的报告》。大概是因为第一个报告送上去之后没有及时答复，省新闻出版局于1991年上半年又向新闻出版署发了一个报告。在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1991年7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省社联办《船山学刊》。《船山学刊》恢复后，主办单位就没挂三块牌子了，只挂省社科联的牌子了。当时龚建昌任主编，我与陈远宁任副主编。龚建昌属于省社科联，那时候省社科联已经独立建制了，我和陈远宁仍是省社科院的，还有徐孙铭、张铁夫仍兼任编辑，基本上还是《船山学报》原来的老班子在做编务。

1993 年至 2009 年，张以文任主编，我先后任执行编委和编委会副主任。这时，徐孙铭、张铁夫等兼职编辑慢慢退出了，学刊编辑部虽然增加了一些搞编务的人员，但除了主编之外，多是我在编稿子，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不但要审稿，而且要编稿校对，当时责任编辑名单中有一个“王欣”，就是我的笔名。2010 年楚玲任主编之后，我仍任学刊编委会副主任，省社科联的领导和楚玲本人都和我打招呼，要我为学刊质量把关。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不再具体编辑稿件了，但却要将二审的稿件全部看一遍，并且从中确定哪些能用，哪些可以作重点文章。即使是我赴美国探亲，也是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从《船山学报》复刊到更名《船山学刊》，我一直是编辑部中的一员，我这辈子跟《船山学刊》的联系基本上没有断过。

还有就是船山学社的重建工作。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在1881年创办的思贤讲舍。1914年，刘人熙在讲舍的基础上创办船山学社。学社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停办。为了筹备198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研讨会，省内学术界于1982年5月8日重建船山学社。推举吴立民任社长，我和陈远宁等人任副社长。从1994年起我任社长，直到2019年换届，因年龄到了，朱迪光任社长，我任名誉社长。

问：在船山学方面，除了重建船山学社、复刊《船山学刊》两件艰巨的工作外，您还有一项让人至今铭记和感激的贡献，那就是岳麓书社老社长夏剑钦老师说过的，您“为《船山全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很多难能可贵的工作，功莫大焉”。岳麓本《船山全书》是学界至今公认的善本，我们今天阅读此书时，仍能体会到其中的不易与难能可贵。您作为《船山全书》编校的重要参与者，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些收集整理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王：在筹备1982年船山学术研讨会和重建船山学社的过程中，1981年中央下了一个文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这样，《船山全书》整理出版就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之上，新成立了一个编委会，不光是湖南的人，包括北京的任继愈、张岱年等学者都请进来了。当时还成立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杨坚，我是副主任。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虽然是挂名的，但是我也还是做了点事，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在省内收集资料，二个是到北京去收集资料。

1982年10月15日，我和陈远宁在赴衡阳落实王船山学术研讨会的准备工作时，从船山12代孙王鹏那里得到王敔所写的《大行府君行述》抄件。王鹏当时是曲兰中学的教师，衡阳县政协委员，他写信给我说他在《船山房谱草册》里面找到了王敔写的《大行府君行述》。这个钞本比《行述》通行本多了2000多字，有很多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提供了研究船山政治态度的新材料，其中包括对待农民起义，特别是对待高必正和李定国态度、对待吴三桂的态度、对待清政府的态度的新材料；其次，还有一些材料对于了解船山自然观和生死观也很有助益。经过我和陈远宁的校勘标点，这个钞本发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这个刊物同时还发表了我们写的《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大行府君行述》后来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6册，列为“传记之部”的第一篇。

《大行府君行述》钞本复印件

1984年11月，我又跟张铁夫再次到衡阳拜访了王鹏，借到并复印了他家祖传的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和《读四书大全说》抄本。夏剑钦经过仔细比较《张子正蒙注》的各种版本之后，认为这个标明“朱宏燝校”的本子，在时间上比其他本子要早，而且有可能是王夫之著作的正本，而不是副本；这本书标明了写作时间，这是其他版本的“正蒙注”所没有的。这个稿本在内容上的完备、真实，更是其他各本所不及的，它补充了其他版本中所缺损的文字。正是由于朱校本优于原有的各种版本，所以岳麓书社在整理出版《张子正蒙注》时，就决定以之为底本，并参考吸收其他版本的长处（如补上王敔的按语），使它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善、最可靠的版本。《读四书大全说》抄本只有第七卷，含《论语》之《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5篇，成为《船山全书》校勘这本书时的参校本。船山后裔王鹏先生是很好的一个人，免费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料。

1983年6月，我跟徐孙铭，还有省图书馆的刘志盛受《船山全书》编委会委托，去北京办了三件事，当时这三个任务都完成得不错。一是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部校对了收入《四库全书》的船山《诗经稗疏》《书经稗疏》等著作。这两本书最早收录在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中，王刻本实际上都是船山的经部著作。后来湘潭本的编辑邹汉勋把王船山的这几本书改得一塌糊涂，掺入了他自己的观点。曾国藩对这个版本很不满意，所以就要后来当湖南巡抚的刘崐在北京把这几本书从《四库全书》里面抄出来，金陵本就把它改过来。我们就是带着金陵本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对着《四库全书》校对。当时，《四库全书》还没有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是珍贵文物，所以阅读时图书馆的规定十分严格，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记录时不能用水性笔，只能用铅笔。我们三个人经过几天校对，完成了这一任务。

去北京的第二件事情是去中华书局协商把王孝鱼等人校点的船山著作转让给岳麓书社。1962年开王船山研讨会时陈金生来过，我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理事，所以我当时就找到中华书局，他那时已经当了中华书局的副总经理了。当时我们就商量，把包括王孝鱼，还有其他人已经校点好但尚未出版的24 种船山著作点校稿本转让给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夏剑钦先生有一个评价：“王先生的点校精审而明确，且其所加新式标点及分段均为船山著作整理之嚆矢，故对于《船山全书》的编辑工作十分有用，功莫大焉。”

第三件事是找马宗霍先生之子马雍协商，把马宗霍的《〈船山遗书〉校记》的手稿本复印给船山全书编委会。马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专于西域史研究。他还兼任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我们去找他时，他刚从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回国。马雍保存的《〈船山遗书〉校记》，是20世纪40年代马宗霍先生以所见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钞本20种与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时加按语，总共二千八百余条。他那个《校记》写得非常工整，完全像字帖一样，写的是楷书。马宗霍逝世以后，他这个《校记》就在他儿子马雍那里。我们和马先生素昧平生，他如此慷慨地将校记提供给《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完全出于他的家乡情结。据杨坚说，马宗霍在作《校记》时，曾见过《周易内传》的“嘉恺录”的抄本，但是这个抄本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仅此一点，就说明马宗霍的《校记》有着特殊的价值。胡渐逵将马氏《校记》的精确之论归结为四点：一、明乎遣词所本；二、明乎行文句式；三、明乎文意相承；四、依乎事理推断。所以这个《校记》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

心系哲学，启迪后人：“每个科研人员在专业上要有特长”

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十分期待的一个问题：您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省社科院的前身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省社科院成立并设立哲学所后，您又担任哲学所的首任所长。您长期主持哲学所的科研和日常工作，是我们十分景仰的前辈学者，您的意见和建议，是哲学所将来工作开展的宝贵财富，您对今天的哲学所同志，有没有什么寄语和期望？

王：我现在已经退休25年了，对你们现在的研究不是很了解，所以也谈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我就在原则上讲一点看法。我那天在社科院的讲座上讲了“经世致用”的问题，我认为搞科研，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搞应用研究，只有把基本理论搞好了，才能真正应用。所谓基础研究，就是基本理论；应用研究，也就相当于“经世致用”。但只有把基本理论搞好了，才能真正应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著作要读懂，包括毛泽东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懂得了，你才能够真正应用。否则的话现在网上的东西很多，你要拼凑篇文章并不难。但只有你真正的理论功底非常深了，你才能够有自己的体会。我写过的文章也不少，到现在每年还在发表，我写文章有一条原则，我的文章是有自己的体会的，不是人云亦云的，如果没有自己的体会，我是不写文章的。我自己比较欣赏我那篇《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回顾》，一百多年的船山研究，曲曲折折，我把它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每个科研人员在专业上，要有特长。我们可以去学习借鉴一下岳麓书院。岳麓书院里面藏龙卧虎，它的研究人员只有那么几十个人，但是拿出来一个个都很有特色。比如说陈戍国是做礼制研究的，《中国礼制史》就是经典著作；张松辉是搞道教史、道教文学的，可以说关于道教文学史他是写通了的；陈谷嘉搞伦理学史的，基本上把从古到今的伦理史都写透了；还有邓洪波专门搞书院史，他对书院的研究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只有自己的理论专业做深了，才能出成绩；理论不够、功底不深，都是过眼云烟。

访谈合影（从左至右：龙艳、章敏、王兴国、张利文、岳洋）

张利文：男，1973年生，工学学士、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哲学所副研究员，船山学社副社长。研究领域：佛教哲学、中国哲学史。著有专著《〈成唯识论〉识变问题研究》，论文《唯识古今学之再辨》《发展中的中国唯识学》《清代古籍〈道南渊源录〉之成书考辩》《试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融合》等四十余篇。

岳洋：女，1993年生，哲学博士，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哲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当代西方美学研究。著有《美学视域下伯林特“消极崇高” 概念的理性审视》等论文。

（哲学研究所 供稿）